最好的人际关系是“忘却”

         归根结蒂，叫做与人为善。是的，我们也会碰到无事生非的人，制造谣言的人，嫉贤妒能的人，偏听偏信的人，以及各种以权谋私、以势压人、阴谋诡计、欺骗虚伪等。也许你确实是与人为善，但是你的善未必能换回来善，需知任何创造性都是——客观上是——对于平庸的挑战；任何机敏和智慧都在反衬着愚蠢和蛮横；任何好心好意都在客观上揭露着为难着心怀叵测；而任何大公无 私都好像是故意出小肚鸡肠的人的洋相。你做得越好，就会有人越发痛恨你。这是不能不正视的现实。
　　人们在碰到不尽如人意的人和事以后常常会感叹世情的险恶，人心的险恶。然而，应该如何对付这种险恶呢？
　　一种是以痛恨对恶。以为自己与自己的小圈子乃清白的天使，以为周围的一切人是魔鬼和恶棍，于是整天咬牙切齿，苦大仇深，气迷心窍，不可终日。这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第一是神经病，第二是以恶对恶，本身就已经恶了，本身就已经与他或她心目中的魔鬼恶棍无大异了、趋同了。
　　二是以疑对恶。嘀嘀咕咕，遮遮掩掩，患得患失，犹豫不决，生怕吃亏上当，总觉得四面楚歌。结果可能你少吃了两次亏，但更失掉了许多朋友和机会，失掉了大度和信心，失掉了本来有所作为的可能。这是没有出息。
　　三是以大言对恶。以煽情对恶，以悲情“秀”对恶：言必称险恶，言必骂世人皆恶我独善，世人皆浊我独清；言必横扫千军如卷席；言必爆破多少吨的TNT。目前有一种说法很流行，说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批判。这个提法对于生活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尤为正确，特别因为他们的环境里成为主流的可能是自满自足，是物质享受，是相对或暂时的平稳，是“历史的终结”乃至是霸权主义。中国的情况需要批判的东西当然也绝对不少，从鸦片战争至今我们已经用从长矛到坦克“批判”——即马克思所讲的武器的批判批判了160年；从辛亥革命到如今我们已经用武器批判和以批判作武器革了90余年的命；从“五四”至今，从党的成立至今，我们批判了80余年；从1949年建国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又“破”字当头，大批判开路，横扫一切，深挖细找，金猴奋起千钧棒，尔曹身与名俱灭，绝不心慈手软地批斗、斗批(改)地超额大轰大嗡地批判了30年，失去了不知多少机遇。今天，当然还面临着许多问题许多危险许多不义，当然还需要批判批判再批判，斗争斗争再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仍将珍惜自己的善于斗争勇于斗争勤于斗争的传统，我们也知道面前还有许多邪恶许多斗争的靶子，但是如果以为廉价地表面地骂一骂娘就是承担起了知识分子的使命，那不就太对不起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了，也太对不起自己念的那点书了吗？在百废待兴的情势下，如果说我们更需要至少是也需要建设性的努力，需要理性的思考，需要积累和继承一切正面的东西，需要填补大量现代文化的空白，需要把批判与继承、弘扬、保护和建设等肯定性的命题结合起来，难道不是更正确一点吗?而且，建设性的工作从另一面来说也是一种批判，是对于教条主义和僵化不前，对于脱离实际和大言不惭，对于各种乌托邦主义，对于封建主义与空想的全盘西化；也是对于利欲熏心的腐败与社会蛀虫的犯罪的批判，更是对于社会进步的扎实准备。富强、民主、文明不可能建筑在一连串不停歇的痛骂痛斥上，而是建立在应有的物质与精神的积累与长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