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辩论赛制的发展与更新

　　作为一名辩论爱好者，我参加正规的比赛自1996年始，直到本届全国大专辩论会，其间风风雨雨，一言难尽，但从中亦获益良多。随着参加比赛场次的增加、比赛规格的提高，本人对于辩论妁认识也处于一个不断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之中。正所谓“爱之弥深，责之弥切”，在获得本屈大专辩论赛的冠军之后，我并无意想中的激动与狂喜，更多的却是对电视辩论发展与更新的思索。
　　自大陆高校代表队1986年参加亚洲大专辩论赛起，电视辩论在我国发展历经十余个年头，笔者认为，从宏观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86～1993年，1993～1997，1997～1999年。1986年～1993年这一阶段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电视辩论的“上升期”，此期间人们对大专辩论赛处于一个由不了解到了解，由冷漠刭热情的过程之中。而这一时期恰恰也是电视这一强势媒体介人中国家庭生活最迅猛的时期，客观上为大专辩论扩大社会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种因素夹杂在一起，最终促成了神话般的’93复旦辩论队的横空出世，至今《狮城舌战》仍是许多辩论爱好者的启蒙教材，而“起承转合”的一至四辩的角色分工依然被许多辩论队奉为圭臬，在其后数年内，大陆各高校辩论队都难以摆脱复旦的影子。尽管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一支队伍绝非无可挑剔，但是他们毋庸置疑是新加坡辩论模式发展至顶峰的标志，因此获得后来者的广泛敬意当之无愧。
　　而任何一个事物到达顶点也就意味着站到了下滑的起点。1993年之后，电视辩论可怕地、不断地以一种重复性的面孔出现，其间的“长虹杯”大专辩论邀请赛，1995年上海第一届名校大学生辩论邀请赛，更多的是对狮城模式的一种强化，而绝非突破与创新。此种模式在1995年代表中国大陆出战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南京大学队的身上发展到了极致，其突出的特征便是霸道的逻辑，华丽的词藻，极端的归谬，频繁的类比，乃至如出一辙训练有素的笑容与手势，不由得使人啧有烦言。这一点南大辩手自身都无法否认，甚至有辩手在某大报上发表文章《辩论反对辩论》，国内一时对电视辩论责难之声四起。而1997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大专辩论赛似乎只是在进一步论证人们对辩论赛攻击的合理性，首都师范大学的失利也正式宣告了新加坡模式的死亡，而电视辩论也由天堂落到了地狱。因此，1993年到1997年这一阶段似乎可以概括为电视辩论的“下滑期”。
　　1997年之后，回到起点的电视辩论赛进人了艰苦的摸索期。在深刻的反思与广泛的征求意见之后，1998年举行的“蓝带杯”对赛制进行了调整，增加了攻辩环节，到1999年国际大专辩论赛，更是有了大动作，完全取消二、三辩陈词，增加自由对话环节，保留攻辩。赛制的调整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比赛观赏性的提高，使得电视辩论赛重新恢复了活力。在此笔者不得不怀着敬意提到99年的西安交通大学队，可以说这一支队伍对于辩论而言，扮演了一个“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的角色。本人以为他们是在复旦大学之后，惟——支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辩论的升华的队伍。从理性的角度分析，1999年西交大队的成功取决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主观上是由于四位辩手实力强且平均，风格各异而又互补，尤其是一辩樊登、二辩郭宇宽，在“西交大模式”中扮演了两个不可缺少、权其重要的开创新角色，如果没有这两位的全新风格，那么西交大恐怕也很容易滑入平庸。而客观上的因素恐怕要归功于艰苦摸索之后赛制的全新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