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心听，以公心辩

　　1988年，当复旦四位青年才俊在新加坡英姿飒爽、慷慨陈词的时候，我正是蜗居于某一江南小镇的大四学生。谢雷华女士温文尔雅、气度不凡的一席评论，方使我明白辩论原有其高深莫测、妙趣横生之处，与我本来那种辩论即是强词夺理、声嘶力竭、面红耳赤的设想相去甚远。然而，我丝毫没有半点将来也能在新加坡小试锋芒的梦想，只是不住地望着《半月谈》封面上王沪宁先生那张面着阳光的笑脸，暗下决心：两年后要成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学生。
　　于是，1993年“一不小心”插进复旦辩论队的行列，进而远征新加坡，朦朦胧胧地被授予了“最佳辩论员”的殊荣。在回答星洲敬业无比的记者提问时曾多次语塞。因为我至今仍没弄懂究竟为什么把这份荣誉给了我。绝不是过分谦虚之词，姜丰的亲切温文、季翔的睿智严谨、严嘉的机敏幽默都是我无法比拟的。电视播映时间安排严格，超时即被“咔嚓”，授奖仪式不能拖沓；我是四辩，距领奖台最近，评委可能为了表达对导播的充分体谅，就……不过，有一点必须肯定的：辩论场上每一个队员的出色表现都是辩论队内外集体智慧的结晶。
　　据说自人类有语言之始便有了辩论。确实，人是社会的动物，走东或是向西、吃茄子还是啃辣椒，都得辩论一番才有结论。
　　人类有语言固然可以自傲于动物界，但语言衍生出的辩论极易引发综合病症，大约是第一个产生语言的部落始料不及的，就像会功夫的人从来不会想到，人类多少非正常死亡的惨烈皆出自武门侠客。而辩论如固无际的大海，不同时空的人们前赴后继地演绎其中“沉者自沉、浮者自浮”的历史，有始无终、绵延不绝。惯于言辩、笔辩的黑格尔对人生的许多尴尬的游戏尤为豁达。一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便被尽归于这一简单的逻辑程式之中，更何况“辩论”两字呢？大到老美参众两院铿锵有力的辩论，小到菜市场一分一厘争议，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又离得开辩论这出戏呢？
　　辩论本身有如此这般的是是非非。古往今来，对能言善辩的评议更是莫衷一是。能言善辩者的另几种形容词句就是巧言令色、巧舌如簧、嘴尖皮厚等，从“鲜矣仁”、“颜之厚”到“腹中空”都是能言善辩者漫画肖像。至于其背后为人所指为“耍嘴皮子的、会吹牛的、……”更是司空见惯。的确，能言善辩者如杜维明先生所说不能离开“仁厚”这一核心。否则，犀利的辞锋、华丽的言词失去理趣就只能是徒然的浮华语句的堆砌，宛如一幅抽象装饰拼贴画，只能迷人眼目却没有多少实际内涵。以理据持辩，以平和的心态说理是真正辩道所倡之原则。《史记》有言，“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晏子、管仲又何尝不是以其卓越的辩才，成功辅佐其王成就霸业呢？苏格拉底、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孔子、孟子、朱熹又有谁不是以其卓越的辩才而载入历史的典册？可见能言善辩之于个人、社会、国家之重要。